微末的小官,驿站皇帝。
——维亚泽姆斯基亲王
谁没有咒骂过驿站长，没有和他们发生过激烈争吵？谁不曾在盛怒的时候向他们索要过那本记录功过的簿子，把自己由于遭到欺侮凌辱、粗暴对待和怠慢，而生发的牢骚全部记上去来表达自己的控诉？谁不把他们看作穷凶极恶之徒，就像邪恶的刀笔吏，或者，至少也酷似漠罗母森林里的强盗？然而，如果我们尽量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一想，或许，我们在责备他们的时候，就会包容他们的错误了。
驿站长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？一个十足的受难者。他那卑微的官衔只能保他免受皮肉之苦，况且这也未必一直都有效。这个曾经被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戏称为独裁者的人，他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？确实是整天受人奴役吗？他们的生活不过确实是日夜不能安宁，得时时接待那些过路需要帮助的旅客。
旅客把枯燥、单调的旅行中所积累的所有怨气全都发泄到了驿站长身上。天气恶劣、道路崎岖、车夫顽固、马匹无力，全都是是驿站长的错！旅客住进他那简陋的住所，像对待敌人似的瞪着他，仿佛这一切都是他的罪过。假如能够迅速送走这位不速之客，倒算他是幸运的，但是——碰巧赶上没有马匹呢？
天哪！他都不知道自己将会遭受多么难听的辱骂和恐怖的威胁！遇上糟糕的雨天或风雨交加的天气，他也必须踏着泥泞的道路，走家串户到处去奔波。在暴风雨或者受洗节前后寒冷的日子里，为了躲开愤怒旅客的无端的吼骂和推撞，他只能藏在门厅里，才能得到片刻喘息的机会。这时来了一位将军，驿站长战战兢兢地将最后三套马车全拨给他，其中一辆是给信使专用的特快马车。将军骄傲的扬长而去，连声谢谢都没说。五分钟之后——又响起一阵铃声！信使来了，将驿马使用证往桌上一扔……我们把所有这一切都仔细回想一遍吧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对驿站长的懈怠表示愤怒了，心中反而会油然而生一份真挚的同情。我再附加几句——二十多年来，我几乎走遍了俄罗斯的每一个角落，所有的驿道都留下了我的足迹，几代车夫我都认识，没有几个驿站长，我没有跟他们打过交道，让我感到陌生。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将旅途印象和感受整理后出版。
现在，我只是想澄清一点——人们对驿站长这类人的认识是非常有偏见的。这些受到无情指责的站长，一般来讲都比较性情平和，天性乐于助人，平易近人、淡泊名利。从他们的言谈中(不过过路的老爷们却偏偏鄙视这些话)，可以获得许多有趣的东西，让人受益匪浅。就我本人而言，我必须坦白承认，我宁可听他们的聊天讲一些趣闻逸事，也不愿听某一位因公外出高官的狂妄的高谈阔论。
不难猜到，在可敬的驿站长这群人中间有些人是我的朋友。并且，其中一个人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、弥足珍贵的记忆。上天曾经让我有机会和他认识，现在我就想对亲爱的读者们讲讲他的故事。
1816年5月，我从一条现已废弃的驿道路过某省。因为官职太卑微，我只能乘坐经过一站就需要换一次马车的驿车，而且只能租两匹马。因此站长们对我很不礼貌，我经常需要与他们据理抗争，才能获得我应有的待遇。
那时候的我年轻气盛，当看到驿站长把为我准备的三匹马套到某位官老爷的马车上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我强烈的鄙视他们的卑鄙和懦弱。同样的情况，在某省长的宴会上，趋炎附势的奴仆们上菜时，对我置若罔闻，视而不见，绕过我先给尊贵的老爷送菜，也会使我长久耿耿于怀。然而，现在看来，这些事都是司空见惯的。设想一下，如果取消了“长官优先”这一条通用的准则，而采用另一条准规——“贤者优先”，我们的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这将会产生怎样的冲突？仆人将先给谁上菜？回到刚才的话题，还是听我讲故事吧！
那天，天气十分闷热，在离某站还有三英里距离的时候，雨点便噼噼啪啪下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大雨倾盆而下，我全身上下都湿透了。到达驿站时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换衣服，然后，再为自己要杯热茶。
“嗨！杜尼娅！”站长大声叫道，“沏壶好茶，再去拿点鲜奶油来。”
话音刚落，从隔板后面出来一个年龄差不多十四岁的姑娘，蹦蹦跳跳的跑进门厅里来。她的美貌使我惊呆了。我问驿站长：“这是您的女儿吗？”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他很骄傲地回答道，“她是个聪慧的好女孩，跟她去世的母亲完全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。”
接着，他就开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。我利用这个间隔打量起这个驿站，墙上贴着几幅用来装饰他那简陋而又洁净的住房里的图画，上面讲的是“浪子回头”的故事。
第一幅画了一个头戴便帽、身穿便袍的年迈的老人正在和一个神情不安的青年道别，那青年神色慌忙地接受了老人的祝福和钱袋。第二幅画生动地勾勒出年轻人的放纵行为——他坐在桌边，身边聚集着一群虚情假意的朋友和一些厚颜无耻的女人。下面一幅画的是一个年轻人，身穿破衣服，头戴着破烂的三角帽，在山坡上放猪，还和猪抢食吃，脸上露出愁苦和忏悔的表情。最后一幅，画的是儿子回到父亲身旁，满脸慈祥的老人仍旧戴着那顶帽子，穿着那件便袍，高兴的跑出来欢迎儿子，浪子跪在地上乞求父亲的原谅。稍微远处的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厨师正在宰杀一头肥牛犊，哥哥正在向仆人询问家中喜庆的原因。每幅画后面，我都读到了一首与图文内容相匹配的德文诗。至今我还对所有这一切记忆犹新，包括那几盆凤仙花，拉着花幔布的床铺，还有房间里摆放整齐的其他物品。现在主人的音容笑貌和依旧清晰可见——他五十来岁，精力充沛，总是保持着一种活力，身着一件绿色的长礼服，陈旧的缎带上绣着三枚奖章。
还没等到我给老车夫付钱，杜尼娅便端着茶饮过来了。这个小天使瞅我第二眼就发觉了她给我留下的好印象，扑闪着那双蓝蓝的大眼睛。我趁机跟她聊天，她一点都不扭捏，显然是个见过世面的姑娘。我请她父亲喝潘趣酒，同时给杜尼娅倒了一杯茶。我们三人就拉开了话题，仿佛一直以来我们就很熟悉。马匹早就预备好了，但我还是不舍得同站长和他的女儿告别。最后，我不得不跟他们道别了。她父亲祝愿我旅途顺利，女儿依依不舍的送我上车。快走到门厅，我停下脚步，问她是否允许我亲吻她一下，她答应了。
踏上旅途，我开始回味，我认真的记得我接过多少回吻，但还没有一次在我心中留下了如此悠长、如此美妙的记忆。
多年以后，我又有幸地走上同一条驿道，旧地重游。我想起了老站长漂亮的女儿，想到又能遇到她，心里很高兴。但是转而又想，或许有人已经接替了老站长的位置，杜尼娅也许已经嫁人了。我的脑海里甚至还出现过他俩或许有一人已经过世的念头，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往驿站。
马车在驿站前的小屋旁停住了。走进房间，我马上认出那几幅画着“浪子回头”故事的图画。桌子和床铺依旧使原来的样子，但是窗台上的花不见了，四周的一切也都显得破旧而零乱。
驿站长正在睡觉，身上搭着一件羊皮袄。我的到来打扰了他的休息，他坐起身来——正是萨姆松·维林，不过苍老了很多！他开始准备检查我的驿马证件，我看着他那花白的头发，那胡子拉碴的脸上密密的皱纹，那佝偻的背脊——我感到十分惊讶，短短的三四年时间竟把一个精力充沛的汉子变成一个苍老的老头！
“你还记得我吗？”我问他，“我们是老朋友了。”
“可能吧，”他神色冷漠地回答道，“这是条大路，来往的旅客很多，我不可能记住所有的旅客。”
“你的杜尼娅还好吗？”我接着问道。
老人皱了皱眉头。“谁知道呢！”他回答。
“照这么说，她已经嫁人了？”我问。他装做没有听见我的问题，继续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，我也没有再问下去，吩咐准备一杯热茶。好奇心使我感到坐立不安，希望一杯潘趣酒能够让我的老朋友开口告诉我一些信息。
果然正如我所料，老人没有拒绝我给他的酒。一杯甜酒使他阴沉的脸色开朗多了。等到第二杯的时候，他的态度明显的热情起来。他说他记起我来了，也许是装作想起了我。于是我就从他口中听到了一个让我既非常感兴趣又深为感动的故事。
“这么说，您认识我的杜尼娅？”他开口问道，“事实上，谁又会不认识她呢？唉！杜尼娅，杜尼娅！多漂亮的一个姑娘啊！以前，无论谁路过这儿，都会夸她，没有一个人会不喜欢她的。太太们有的送她一条漂亮的头巾，有的送她一副耳环。过路的老爷们经常时不时停下来吃顿午饭或者晚饭，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想多看她几眼。不论老爷当时有多生气，只要看见她，就怒气全消了，托她的福，和我谈话也变得温和多了。先生，您相不相信，那些官差和信使经常和她一聊就是半个钟头！这个家全靠她来打理，收拾屋子啦，做饭啦，每件事都安排得妥妥帖帖。而我呢，却是个老糊涂，只知道一味地疼爱她。我是多么爱我的杜尼娅，多么疼爱她呀，没有哪个女孩子比她过得还快乐！但是，祸从天降，无法避免啊！”
于是，他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令他一直痛苦的事情——
三年前，一个寒冬的夜晚，站长正在灯下为一本新的帐簿上画线，他的女儿在隔板后给他缝衣服。这时，一辆三套马车来到驿站，一个穿着披肩，头戴契尔克斯皮帽，穿着军大衣的旅客进来要马匹。当时，所有的马匹全都派出去了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那个旅客便提高嗓门，扬起了马鞭。不过这时，见惯了这种场面的杜尼娅从隔板后面出来，殷勤地询问那位旅客要不要弄点什么吃的休息一下。杜尼娅的出现像以前那样起到了安抚人的效果——旅客的怒火烟消云散，同意坐下来等待马匹，还要了一份晚餐。当他摘掉湿漉漉的长毛皮帽，解下披肩，脱去外衣，原来是一个体型匀称、留着两撇黑胡须的年轻骠骑兵。他坐在老人身旁，跟他们父女俩开心地聊起家常来。
晚饭端上来时，正好马匹也回来了，驿站长命令，不用喂马了，直接给这位旅客套马以免耽误更多的时间。但是他一回来便发现年轻人躺在长凳上，几乎是不省人事——他说他突然很不舒服，头痛欲裂，今天恐怕走不了……这该怎么办？站长不得不把自己的床让他休息，并且决定，假如明天一早，还不能恢复健康，就派人到S城去请医生。
第二天，没想到骠骑兵病得更加严重了，他的仆人骑马进城去为他请医生。杜尼娅取了一块浸了醋的手帕敷在他的头上以减轻他的痛苦，然后就坐在床边做针线活照看他。当驿站长在房内时，病人不断痛苦的叫喊，几乎不说一句话，不过他还是喝了两杯咖啡，哼哼唧唧的吃了午饭。杜尼娅一动不动地守在他身边，细心的照料他。他不断嚷着口渴要水喝，杜尼娅就端给他一杯亲手调制的柠檬汁。病人润了润干裂的嘴唇，当递还杯子的时候，都要用自己虚弱无力的手拉一拉杜尼娅的手来表示感谢。午饭前，医生赶了过来。他给病人做了简单的检查，用德语同他谈了一阵子，最后用俄语公开说，病人只要好好卧床休息，再过一两天身体就恢复健康，就可以赶路了。骠骑兵付给他二十五个卢布的诊断费，并邀请他共进午餐。两人吃得非常开心，还喝了一瓶酒，才高高兴兴地互相分手。
又过了一天，骠骑兵身体完全好转了。他非常高兴，不时地同杜尼娅或驿站长说笑，用口哨吹小曲，和过往的旅客闲聊，帮助他们在登记簿上记下他们的驿马使用证，赢得了心地善良的驿站长的欢心。第三天清晨，当驿站长同他的可爱旅客告别时，竟感到有点恋恋不舍。
那是一个礼拜天上午，杜尼娅正打算去教堂做祷告，同时，骠骑兵的马车也已经准备好了。他跟驿站长道别，极为慷慨地付了食宿费，接着，又同杜尼娅道别，主动说顺路送她到村边的教堂去。杜尼雅犹豫不定。
“你怕什么？”父亲说，“大人又不是狼，你不会被吃掉的，就顺路坐他的车去教堂吧！”杜尼娅上了马车之后，紧靠着坐在骠骑兵旁边，仆人跳上车厢，伴随着车夫一声呼哨，马车就向前疾驰而去。
可怜的驿站长不知道，他为什么鬼使神差的会怂恿他的杜尼娅和骠骑兵一块乘车离去呢？他怎么会这样愚蠢，怎么这么糊涂呢？过了不到半个小时，他感到心神不宁，烦躁不安，预感会出事，他终于无法忍受，拔腿向教堂跑去。来到教堂前面，他发现人们都早已离开了，但却找不到杜尼娅的人影——她并没有在教堂做祷告，也没有在教堂门口。他急忙奔进教堂，看见神父刚从祭坛后面走出来，教堂执事正打算吹灭蜡烛，两个老夫人还在角落里祷告——可杜尼娅却不在教堂里。她那可怜的老父亲好不容易下了决心走上前向教堂司事打听，杜尼娅是否过来做过祷告。教堂司事告诉他说没有看见她来过。站长心情沮丧的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里，心里还抱着最后的希望：可能因为杜尼娅年轻，做事轻率，或许她乘车到下一站，去看望她教母了。
他痛苦而又焦急地盼望着他让她坐上去的那一辆三套马车回来，不过车夫却也迟迟没有回来。傍晚时分，车夫终于独自一个人回来了，喝得酩酊大醉，他还带来一个恐怖的消息：“杜尼娅跟骠骑兵一同从那一站又往下一站去了。”这简直是当头棒喝，老人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当时就病倒了，躺在前一晚那个狡猾的骗子睡过的**。
驿站长回想所发生的一切，心中顿时明白了——骠骑兵是在装病。可怜的老人不幸得了严重的热病，被送到S城去看医生，他的职务暂时由别人代理。给他治疗的医生恰巧就是那个昨天给骠骑兵看病的医生。他明确地告诉驿站长，那年轻人完全就没有生病，他早就想到他那阴险的用心，只是因为害怕挨鞭子，所以才没有说实话。无论这德国人此刻讲的是真话还是自夸自己有先见之明，这些话对身患重病的老人都没有半点作用。身体稍微恢复健康，驿站长就向S城驿务局长请了两个月的假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计划，便徒步出门去找自己的女儿了。他从驿马使用证上了解到，骑兵上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起身前往彼得堡的。替明斯基赶车的车夫说，尽管杜尼娅一路上都在哭，不过看起来她是甘心情愿和明斯基一起走的。
驿站长心里想：“或许我能把我那迷途的羔羊带回家。”怀着这样的想法，他走到了彼得堡，借住在他的老战友——一个退伍军士家中，马上开始寻找自己的女儿的计划。他很快得到消息，骑兵上尉明斯基就在彼得堡，现在正住在德穆特旅馆。于是站长决定立即动身前去找他。驿站长一大清早就赶到了明斯基的前厅，请求门卫帮他通报，说一个老兵想要拜见他。一个正在擦皮靴的勤务兵说，主人现在还在睡觉，十一点前不会接见任何人的。于是，站长不得已的离开了，到了规定的时间他又回来了。身着睡衣、头戴红色小帽的明斯基出来见他。“老兄，有什么事吗？”他问道。
老人的心怦怦地跳着，老泪纵横，他只能用颤抖地嗓音说：“大人！……请您行行好吧！……”
明斯基飞快地扫了他一眼，脸刷得一下涨得绯红，一把抓了他的手，把他带进自己的书房，随手关上门。
“大人，”站长继续说，“过去的事就不提了，不过，您就可怜可怜我吧，让可怜的杜尼娅回到我身旁吧！您该享受的也享受了，求您不要毁了她的一生啊！”
“过去的事是没法挽回的，”年轻人神色极为尴尬地说，“我很对不住你，求您原谅我。可是，请您相信我，你不要认为我会抛弃她，我向您保证她将会过得很幸福。不过你为什么要她回到你身边？她爱我，她已经不习惯从前的那种穷苦的生活了。不论是你还是她——我们都不能忘记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。”然后，他将一件东西迅速的塞到了老人的袖口里，便打开了门。站长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是怎样来到街上的。
他纹丝不动地在街上站了好长时间，后来从衣袖里发现有一卷纸。他抽出来展开一看，原来是几张揉得皱皱的五十卢布的钞票。他再一次泪眼模糊，不过这是愤怒的眼泪！他使劲的把钞票揉成一团，扔在地上，又用脚恶狠狠踩了几下，然后愤愤然的就走开了。走了几步后，他又停下，仔细的想了想，然后又转了回来，但发现钞票早已经不见了。
一个衣着考究的年轻人看到他回过头，就加快脚步朝一辆出租马车跑去，慌忙跳上马车，对车夫大声叫道：“快走！”不过驿站长并没有打算去追他，他决定立刻回家，回到那属于自己的驿站去，但是在动身之前，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同可怜的杜尼娅见上一面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，两天后他又去了明斯基那里。不过勤务兵这次严厉地告诉他，大人不想见任何人，说完，就把他推出了前厅，照着他的脸就把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。老人在外面站了一会儿，最后无可奈何的走开了。
就在那天晚上，他在“所有苦难人的福音”教堂作完祷告后，就沿着铸造厂大街毫无目的走着。忽然，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从他身边疾驰而过，驿站长认出车上坐的是明斯基。但是马车在不远处一座三层楼的门前停住了，骠骑兵急忙跑上了台阶，进了那栋楼。一个侥幸的念头从老人头脑里闪过。他转过身，来到车夫跟前，问道：“老弟，请问这是谁的马车，是明斯基的吗？”
“是的。”车夫回答，“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”
“是这样，你家老爷让我把这张字条送给杜尼娅，不过我忘记他的杜尼娅住在哪里了。”
“就住在这里，二层楼上。但是，老兄，你的字条已经没有必要了，现在，他本人已经在她那儿了。”
“没关系，”站长回答道，心里涌起一阵无法言说的激动，“谢谢你的指点，只是，我还是必须要把字条送给她。”他边说着，边向楼梯走去。门是锁着，他按响了门铃。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了几秒钟，响起了钥匙开锁的声音，接着门开了。
“请问阿夫多季娅·萨姆松诺夫娜住这里吗？”
“就是这里，”年轻的女仆回答道，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驿站长没有答话，直接走进了大厅。
“没有允许你不可以见她！”女仆在他后头大声说道，“她现在有客人。”
可站长没有理她，继续向前走。头两间屋子没有灯，一片漆黑，一直走到到了第三间房子才露出微弱的灯光。他来到虚掩着的门边，停住了。看见装饰华丽的房间里，明斯基正坐在那儿思索什么。身着华丽服装的杜尼娅，坐在他的安乐椅扶手上，那神态俨然一个坐在英国式马鞍上的女骑士。她满目柔情地注视着明斯基，用自己光滑洁白的手指去撩拨他那乌黑的鬈发。可怜的驿站长啊！他竟然从未发现他的女儿如此漂亮，不由满心欢喜的欣赏起来。
“是谁？”她问道，但并没有抬头。他并没有回答。杜尼娅没有听到回答，于是便抬起头，忽然只听见她惊叫一声，就马上晕倒在了地毯上。明斯基吓了一跳，赶紧跑上去扶她。他也抬头一看，看见她的父亲正站在门口，就放下杜尼娅，向老人走去，气得浑身发抖。“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”他咬牙切齿地对老站长喊道，“你这强盗！为什么老是纠缠住我不放呢？你是想要杀死我吗？快给我滚出去！”说着，一把拉住老人的衣领，狠狠地把他推到了楼梯口，然后“呯”的一声将门关上了。老人失魂落魄的返回到自己的住处，朋友们听了他的故事劝他去起诉这个骠骑兵，但是考虑再三，他还是决定就此罢休。两天以后，他回到自己的驿站，又重新开始履行起自己的职责。
最后，驿站长心情沉重的告诉我：“我失去杜尼娅开始一个人生活，这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，直到现在，她还是音讯全无。谁也不知道她到底是死是活，过的怎么样！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。我们经常听说那些被过路的风流鬼诱骗的姑娘，杜尼娅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不过等到她们被那些老爷们玩弄够了，就把她们抛弃。这样的傻丫头，在彼得堡数不胜数。今天，你看她们遍身绫罗绸缎，享受着幸福的生活，但是明天呢，你瞧，她们有可能就跟穷酒鬼们一起去扫大街了。有时候，每当我想到杜尼娅会沦落到这种境地，就不由得产生了罪恶的念头，我甚至情愿她死了……”
这就是我的朋友，一个老驿站长给我讲述的关于他的经历的故事。在讲这个悲惨的故事的时候，他不止一次潸然泪下。他时不时用衣襟擦眼泪，就仿佛德米特里耶夫绝妙的歌谣中那个热心的捷连季奇一样，场面十分感人。虽然他的眼泪大多数是因为喝入肚中的五杯潘趣酒引起的，不过，无论如何，都深深地勾起了去对他的同情。跟老站长分离以后，我久久不能平静，心里始终惦念着那可怜的杜尼娅……她还好吗？如此一个善良而又美丽的姑娘如何会遭此命运，踏上迷途呢呢？命运对她太不公平了，本来应该和她孤苦无依的父亲相依为命的，她们的原来的生活是多么充实而快乐啊？上天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孤苦、善良的人呢？
不久前，当我再次路过×村的时候，又想起了我的老朋友。我听说那个由他主管的驿站已经被撤销了。当我向别人打听起：“老站长还在世吗？”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满意回答。于是我决定自己去瞧瞧我熟悉的老地方，再去探望我的老朋友，于是就租了几匹马，朝N村赶去。
那时正值深秋季节，路上落叶纷纷，天空彤云密布，寒风阵阵从收割过的田野吹来，树上片片黄叶跟红叶随风纷纷飘散，使人觉察到浓厚的秋的气息。日落时分，我终于赶到了村里，在驿站小屋旁停下。这时，从门厅里(美丽的杜尼娅曾在那边吻过我)走出一个肥胖的妇人，她告诉我说：“老站长去世快一年了，他以前住过的屋子里如今住着一个酿酒的，我就是那个酿酒人的妻子。”我心中懊恼白跑了一趟，还白白花掉了七个卢布。
“他是怎么死的？”我向酿酒人的妻子继续打听道。
“喝酒喝的太多了，先生。”她回答道。
“那他葬在什么地方啊？”
“就在村子外边，在他死去的老伴的墓旁。”
“能不能带我去他坟上看看？”
“当然行！喂，万卡！你也玩够猫了吧！快带这位老爷到老站长的墓地去，给他指指老站长的坟。”
话音刚落，一个衣衫破烂、满头红发的独眼小男孩来到我跟前，立刻带我向坟地走去。
“你见过已故的老站长吗？”路上我问他。
“怎么没见过？他还教过我吹笛子呢。从前，他只要一从酒店走出来，我们就会跟在他身后喊：‘老爷爷，老爷爷，给我们点胡桃吧！’他就很大方地把胡桃分给我们。而且，他经常和我们一起做游戏。”
“那么，那些过路的旅客有人去看过他吗？”
“现在这儿旅客已经寥寥无几了。只有陪审官有时候还过来，不过可他不会记得已经去世的人。今年夏天，倒是有个富有的太太来到这儿，她问起了老站长，还去了他的坟地呢。 ”
“是个什么样的太太呢？”我好奇地寻问道。“一个很漂亮的太太。”小男孩告诉我，“她当时是坐着一辆豪华的六匹马拉的车来的，而且还带着三个年幼小少爷、一个奶妈和一条黑色名贵的宠物狗。当听到老站长已经死了，她就大声痛哭了起来，然后对她的孩子们说：‘你们老实地待在这儿，我到坟上去一下。’我主动说给她带路，不过她说：‘我自己记得路。’她还赏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呢！她真是个漂亮而又好心的太太呀！”
一路上聊着天，这样我们很快到达了坟地。周围光秃秃的一片，没有任何树林，周围只是竖着许多木制的十字架，没有栅栏，甚至连一棵遮荫的小树都没有，在我的记忆中从没见过如此凄凉的坟地。
“这就是老站长的墓。”小男孩告诉我说，他跳上一个沙墩，沙墩上面竖着一个镶着铜圣像的黑十字架。
“那位太太也来过这里吗？”我问。
“来过，”小男孩答道，“我在远处注视她了很长时间。她趴在这儿，一直过了好久。后来她回到村里，请来神父，给了他一些钱，交待了些什么事情就坐车走了。临走时她又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呢！真是个好心的太太呀！”
我也给了他一个五戈比的银币，并且已经不再为这次旅行和所花费的七个卢布感到惋惜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