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 哲贵
一
讨论会开始了。
这个会议对剑湫来讲意义非凡，是她的“施政宣言”，也是团长价值的体现。“团长价值”是个比较笼统的概念，没有具体数字和指标。但剑湫不同，她是演员，有演员的出发点和标准，是艺术的，是自我的。简单地说，她当这个团长，就两件事：排新戏和出新人。在剑湫看来，排新戏和出新人是一体的，是相辅相成的———将新戏排出来，成为经典名剧，名剧催生名角。反过来说，也只有名角才能将一出戏经典化———名角身上的光芒可以照亮一出戏， 让一出戏起死回生。
还是拿老戏做文章。当然也可以排新戏，新戏有新戏的好处，一张白纸，怎么画都行。但风险也是明显的，新戏缺少积淀，缺少历史感，缺少厚重感，显得浅，显得薄，显得仓促，压不住。排老戏当然也不容易，像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这样的经典剧目，千锤百炼，千万人的心血结晶，每一个场景，每一个人物，每一句唱词，甚至每一个表情，都已印刻在观众心中，特别是那些老戏迷，心里都有一场自己的戏，改一句都不允许，那是犯上作乱，是欺师灭祖，要跟你拼命的。
所以，如果要排老戏，必须出新，不出新就不能“出彩”，不“出彩”就没有表现力和说服力，就是“触犯众怒”，没有好下场的。问题是怎么出新？ 大家都想出新，都想把老戏排出新花样来，有谁做到了？ 谁能？
新排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剑湫有自己的想法。按照剧团惯例，先开会讨论剧本改编，这是第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剧本“出彩”了，接下来就是演员的事。剑湫不担心“演”的问题。
这天下午，讨论会在剧团会议室举行，参加人员主要是这么几位：杜文灯和梅如烟是剧团顾问，重大的事，要邀请她们参加，她们的资历在那里，威望在那里，艺术修养在那里，舞台经验在那里，她们的意见至关重要;主创人员包括主要演员和编剧，主要演员是剑湫和肖晓红，再加一个编剧。好了，五位“首脑”
到齐，可以讨论了。
剑湫是召集人，也是主持人，她先发言。剑湫保留了原剧基本框架，主要做了四处调整：第一，充实了第一场“思读”的内容，目的是突出祝英台的性格，她向往外面的世界，渴望知识，渴望自由，为后面情节的发展埋下“种子”；第二，拿掉“山伯临终”那一场，她不让梁山伯死，在戏里弄死一个人太容易，活下去才难；第三，她将“楼台会”和“祝父逼嫁”次序对调，“逼嫁”在前；第四，最后一场“哭坟”拿掉，梁山伯没死，哭什么坟？ 改成“私奔”，她要让祝英台和梁山伯私奔，剧名就叫《私奔》。
剑湫说，这次改编就一个目的：让这出戏现代起来，让年轻观众走进我们的剧场。就这么简单。
有问题吗？ 当然没问题，戏曲的没落是有目共睹的，让年轻的观众买票走进剧场是所有戏曲从业人员的梦想。多么美好的愿望。
剑湫说完，会议室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。
最先发言的是杜文灯。杜文灯其实不想先发言，她眼角余光一直注意着梅如烟。梅如烟是演旦角的，演祝英台是她的拿手戏，应该由她先开口。但梅如烟没有开口，手一直扶着脑袋，一副“摇摇欲坠”的样子。杜文灯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最先“表达自己不成熟的意见”，她说：“《梁祝》原本是悲剧，这么一改，成了喜剧，年轻观众能不能接受？ 老观众能不能接受？ 这个我们要考虑。”
杜文灯提的意见太有道理了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是经典悲剧，已经深入人心，改成喜剧，确实有风险，甚至是冒险。剑湫的“一根筋”体现出来了：“这就是我要的效果，只有新，才能出其不意，才能险中求胜。如果还是按照老路子排，祝英台还是原来的祝英台，梁山伯还是原来的梁山伯。我要借这次改编，拿出一部不一样的《梁祝》，塑造出不一样的生角和旦角。”
杜文灯有点下不来台了，但她是“老艺术家”，是前辈，不会跟晚辈“一般见识”的，更不会争论，一争论就输了，她只是“微笑”———两边嘴角的肌肉微微往上拉。在很多时候，“微笑”是一种态度，也是一种武器。
在信河街剧团，剑湫演小生，肖晓红演花旦。在舞台上，生和旦是一出戏能够成立的两根柱子，是所有故事生根发芽的种子，也是所有故事生长的主干。
可以这么说，生和旦是每出戏的魂魄所在，所有悲欢离合都因他们而产生。他们是《何文秀》里的何文秀和王兰英，《西厢记》里的张生和崔莺莺，《屈原》里的屈原和婵娟，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，《梁祝》里的梁山伯和祝英台。在剧团里，生和旦的关系是微妙的，不仅仅在舞台上，在生活中也是。很多时候，对于生和旦来说，特别是对于剑湫和肖晓红这样的演员来说，舞台和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的，甚至是混淆在一起的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。
大家都转头看肖晓红。剑湫说到这个份儿上，肖晓红的态度就很重要了。
可是，肖晓红怎么回答？ 老实说，剑湫这么改，她接受不了，不“哭坟”了，不“化蝶”了，最经典的戏没了，还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吗？ 她知道剑湫说的没错，如果按照老路子演，自己还是自己，祝英台还是祝英台，观众还是老观众，很难说有更加吸引人的地方，只有铤而走险，才有可能出新。可她又不能直接说“我同意剑湫团长的改编方案”，不能说的，她也不愿意说。刚才杜文灯已经说了，她说得很“委婉”，只是问“年轻观众能不能接受？ ”“老观众能不能接受？ ”意思很明显了，她是站在“年轻观众”和“老观众”的角度问剑湫。但是，肖晓红也不能说“我不同意剑湫团长的改编方案”，她当然知道剑湫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她是团长，要出戏，要出人，更要赚钱养活剧团，她需要“政绩”。但无论怎么说，演祝英台的人是她，她是旦角，从某种程度说，这次改编，是为旦角改的，变化最大的人物是祝英台，对她的挑战也是最大的。作为一个演员，遇到的挑战越大，内心越兴奋，这是无法拒绝的，也不会拒绝，明知前面是悬崖也要扑过去的。所以，肖晓红觉得怎么说都不合适，她用眼睛去看梅如烟，想听听梅如烟的意见。当然，也是转移“目标”。但梅如烟不看她，依然微闭着眼睛，谁也不看，又好像谁都看了。
还是杜文灯发话了，“微笑”着对肖晓红说：“你是艺术总监，你谈谈感受。”
还有退路吗？ 有人拿“枪”顶着后脑勺儿了。肖晓红只能硬着头皮上：“我觉得，剑湫团长的改编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是对的，一开始加强祝英台追求自我、向往自由的性格，她能够女扮男装去杭州读书，为后来的私奔打下很扎实的基础。这么改编是出人意料的，又在情理之中。很讨巧，也很有新意。”
停了一下，肖晓红看了大家一眼，继续说：“我觉得，杜文灯顾问说得也很有道理。将悲剧变成了喜剧，特别是对经典剧目的改编，确实既要考虑年轻观众的感受，更要考虑老观众的感受。”
肖晓红发言就到这里了，什么都说了，什么都没有说。“支持”了剑湫，也“支持”了杜文灯，谁都没得罪。这是她一贯的做事风格，既合情合理，又模棱两可。
接下来是编剧发言，编剧站在杜文灯一边。编剧的心态可以理解，改编剧本是他的事，剑湫将他的事干了，这不是砸他的饭碗吗？ 当然不干。
这就形成了对峙。如果说肖晓红属于中立的话，那么杜文灯和编剧形成了一个阵营。这个时候，梅如烟的发言显得尤为重要，她的态度不只是对艺术的讨论，而且是“站队”问题，是“立场”问题。
形成这个阵势，有剑湫和肖晓红的原因，但也不完全只是她们的原因。剧团的人都知道，剑湫和肖晓红背后，各站着一个人———杜文灯和梅如烟。
问题复杂化了。就拿谁来当剧团团长这个事讲，按道理，梅如烟肯定希望肖晓红当团长，肖晓红是她徒弟啊，是她一手带出来的。而且，梅如烟也看得出来，肖晓红对团长的位子怀有强烈的兴趣，几乎是跃跃欲试的。或许，正是肖晓红这种态度刺激了她，让她觉得肖晓红太不矜持了，太急了。还有一个原因，肖晓红并没有来找她。这是件很微妙的事。她想过了，如果肖晓红来找她，表达对团长位子的渴望，她会站在肖晓红这一边吗？会全力支持她吗？梅如烟不知道。
但有一点，如果肖晓红这么做，自己会蔑视她。肖晓红没有来，招呼也没打，更不要说商量了，这是什么态度？ 这是忽视，是目中无人，是根本没把她这个老师当回事。岂有此理。所以，梅如烟在推荐表上，没有打肖晓红的钩。她也没有打剑湫的钩。剑湫是杜文灯的学生，杜文灯已经当了团长，难道还让她的学生接着当？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 梅如烟谁的钩都没打，她弃权了。文化局领导找她谈话时，她的话说得很好听：在人事安排方面，我听领导的。领导怎么安排，我都赞成。杜文灯也没有在推荐表上打剑湫的钩。不存在避嫌问题，站在她的角度考虑，剑湫确实不是团长的最佳人选。剑湫是自我的，是活在戏里的人，是按照戏中人物的性格和逻辑来做事的人，更主要的是，她也以这种方式来要求别人。这样的人，是不适合当团长的，当艺术总监也不一定合格。艺术总监也需要与人沟通，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。杜文灯知道，剑湫在生活中做不到。其实，在杜文灯看来，这不是最重要的。她没有给剑湫打钩，最大的原因在于，她根本没想让剑湫当团长，不可能让她当。在她们这一行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徒弟就是老师的天敌，徒弟就是用来取代老师的。多么不合理，多么心酸，多么残忍，多么可怕。还有谁愿意当老师？事实是，对于戏曲这个行当来讲，师承有时比天还大，而且，特别讲究。老师必须收徒弟，名气越大的角，越是要收，不收就是欺师灭祖。谁都是踩着老师走上来的，这是规律，谁也不能幸免。
这个道理，杜文灯懂，她知道剑湫在艺术上胜过自己，在小生这个位置上取代了自己。自己那一页翻过去了，是被剑湫翻过去的，是被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徒弟翻过去的，翻得很彻底，剑湫在艺术上走得比自己远，比自己高。问题正在这里，杜文灯内心过不去的地方正在这里。她想，你剑湫已经拥有了艺术，得到了神灵的眷顾，难道还要争团长这个位子？ 你不能什么好处都要，世上没这么便宜的事。再说了，杜文灯还有一个小心思，如果剑湫当了团长，自己在生活中也将被她取代。杜文灯不愿意。杜文灯也没有给肖晓红打钩。肖晓红是梅如烟的徒弟，梅如烟没有坐上的位子，她的徒弟也不可能坐。文化局领导找她谈话时，她的态度跟梅如烟如出一辙，但表达方式跟梅如烟不同：我是一个即将退下来的人，我的态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剧团。推选上来的人要对剧团负责，而且有能力带好剧团。这一点，我完全相信组织，一定能选出好团长。
梅如烟的发言是谁也没有想到的，她“支持”了剑湫。她“醒过来了”，脸上浮现着“微笑”，说：
“我老了，退休了，头昏脑涨，本不该来开会和说胡话。”
她说的这句话，当然指的是自己，可是，在座的人都听得出来，也暗指杜文灯。她接着说：
“我这个顾问只是随便挂个名的，没做任何事，没起任何作用。剧团叫我来参加会议，来点个卯，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出个态度。我支持剑湫团长做任何事。
我自己做不了事了，不能阻碍剧团做事，更不能在边上指手画脚。”
话说得不能再明白了。杜文灯听完，当即想离席，还想重重摔一下会议室的门。刚才梅如烟一鞭子打在她“要命的地方”了，梅如烟等于直截了当告诉她：这不是你的“地盘”了，你的“历史”已经翻过去，新的“历史”开始了。好或者不好，都属于剑湫，你瞎操什么心呢？ 杜文灯当然不会中途离席，离席就不是杜文灯了。她当然不会同意梅如烟的话，但也不会直接跟她发生“冲突”，这么多年来，她们已经摸索出一套相处模式，不会当着大家的面“动手动脚”。她们是艺术家，是名角，是信河街名人，这是身份，也是自我要求，要体面，更要优雅。
杜文灯脸上也泛出和梅如烟一样的笑容，对着梅如烟，更是对着肖晓红：“我完全同意梅如烟顾问的话，更不会反对剑湫团长对新戏的改编。对于肖晓红来说，这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，我只是提了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而已。”
这是典型的杜文灯方式。她不是一个话多的人， 更不是一个将话说死的人，她是话里有话，是有所指的。
剑湫太了解杜文灯和梅如烟的风格了，两个人刀光剑影“斗”了半辈子，还没有“停战”的意思。有意思吗？ 当然有意思。剑湫觉得，这种“角力”，差不多成了杜文灯和梅如烟的心理需求和生理需要，是她们的生活方式。如果缺少了对方，缺少了这种“角力”，生活就失去了意义。
不能说这种方式独属于演员群体，剑湫想，其他职业群体也应该有，但是，对于演员来讲，这种方式更为普遍，更为猛烈。她们在舞台上是戏中人，悲欢离合，相爱相杀，这个时候，她们是一体的，是彼此交融的。当她们走下舞台，错觉产生了：舞台上的生活变成了现实，舞台下的生活反倒成了虚拟，两者混淆在一起了。反差出来了，不适应也出来了，必须有一个渠道来发泄这种不适应，必须有一个对立面来呼应这种反差。杜文灯和梅如烟如此，自己和肖晓红何尝不是如此？
剑湫是自信的，也是清醒的。她能够站在舞台中央，能够成为名角，能够成为头牌，首先是遇到了杜文灯老师，得到好的传承。如果一开始就把路走歪了，拐到歪门邪道上，是很难拉回来的。当然也跟她下的苦功分不开，刻苦很重要，但是，作为一个演员，理解更重要，理解是衡量一个好演员和差演员的重要标准，是进入戏曲内部的钥匙。只有学会了理解，演员才能想象，才能飞翔;也只有学会了理解，才能体现出时代气息，才能演绎出与上一代演员不同的品质，才能在舞台上找到自己，才能在角色中融进自己;更主要的是，也只有如此，才可能吸引年轻观众，才可能引起年轻人共鸣，年轻人才愿意走进剧场，戏曲才有未来，作为一个演员，才有更长的艺术生命。
这差不多是剑湫对戏曲的全部理解了。她还没有能力形成系统的理论，她的理解是从感性出发，是从实际出发，是从排练和演出中体会出来的。她这么想，也这么做。剑湫看了看会议室里的人，说：“那就先排起来吧。”
团长“拍板”了，该说的话说了，该留的余地留了。散会。
二
剑湫和肖晓红的竞争波澜不惊，却又暗流汹涌。除了杜文灯和梅如烟，剑湫和肖晓红之间还横亘着一个叫尤家兴的男人。尤家兴是剑湫的戏迷，也是肖晓红的戏迷;他跟剑湫的关系暧昧不清，跟肖晓红的关系一言难尽。有一点是明确的，尤家兴在追剑湫，追得声势浩大，却又细水长流。
尤家兴追剑湫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他无法忘记第一次观看剑湫演出时的情景。他以前看杜文灯和梅如烟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为杜文灯和梅如烟着迷。
所谓着迷，就是上瘾，两天没看她们的戏，吃不好，睡不香，脾气暴躁，心不在焉。剑湫的演出是突然而至的，打了尤家兴一个措手不及。
那天是农历冬至的晚上，是家家户户吃汤圆的节日。尤家兴到了剧场才知道，晚上的主演换成了剑湫和肖晓红。对于尤家兴来讲，已经习惯了杜文灯和梅如烟，他熟悉杜文灯和梅如烟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句唱词，可以在脑子里反复“放映”，他来看她们演出，目的不在“看”，是“温习”，是“验证”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他“温习”和“验证”的不是杜文灯和梅如烟，而是自己，是他在“表演”，至少是他和舞台上的她们“一起演”。这已经成了他的“日常生活”，成了他“日常生活”中的“程序”。当他知道晚上的演出换了主演后，委屈了，天大的委屈。被杜文灯和梅如烟“抛弃”了，或者说，原有的期待落空了，惆怅了，忧伤了，哀怨了。他对杜文灯和梅如烟是信任的，而对两个新主演是陌生的，是忐忑的;他害怕失望，担心“程序”被打乱，因此，他的委屈是双倍的，无法言说，更无处诉说。
怎么办？ 他不能要求将主演换成杜文灯和梅如烟，怎么演，谁来演，剧团说了算，他没有选择余地的。
他提心吊胆等待演出开始，好像是他在等待观众“检阅”。他能感觉到身体的颤抖，能感觉到气息的急促，舞台上的锣鼓声越来越急，他紧张得想逃跑，可他没有动，也不会逃，说白了，他的担心里有期待，可能期待大于担心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他内心涌动着隐秘的兴奋，跃跃欲试，没头没脑，更是莫名其妙。
首先是肖晓红出场。看见肖晓红扮演的祝英台，尤家兴提着的心慢慢放下了，也可以说，更加紧张了。有点青涩，有点拘谨，眼神、动作、唱腔，都是对的，是灵动的，她扮演的祝英台就是祝英台，她是“入戏”的，也能带领观众“入戏”。
这很难得，一个新演员，往往是人戏分离的，往往是不顾观众死活的。意外，也不意外，她一开口，尤家兴听出来了，是另一个梅如烟，是一个刚刚发芽的梅如烟，也是一个具有更大可能的梅如烟，无论是扮相还是唱腔，她都脱胎自梅如烟，她学了梅如烟的优点，也继承了梅如烟的不足。尤家兴能接受，完全能接受。他有点高兴，又有点忧伤，为肖晓红高兴，为梅如烟忧伤。纠结了。但他来不及纠结，他被肖晓红牵引着，被肖晓红扮演的祝英台牵引着，不能自已了。
第二场是“草桥结拜”，梁山伯出场了，剑湫扮演的梁山伯出场了。先是祝英台和丫鬟银心进了草桥亭，然后，舞台上的灯光一转，梁山伯从幕布后转出来，右手拿着纸扇，迈步走到舞台中央。当梁山伯在舞台上站定时，抬着的右手慢慢下压，左手上升到脸颊，偏左侧着的脸转向舞台正面，抬起眼睛做了一个“亮相”。尤家兴坐在舞台正下方的第六排，剧场座位是有坡度的，第六排差不多与舞台持平，他被剑湫的“亮相”吓住了：剑湫在抬眼之际，眼睛一瞪，射出两道金光，一下将剧场照亮了。一个优秀的演员，肯定明白一个道理，不只是“眼睛一瞪”那么简单，那是一个演员内心世界的呈现，是与观众的沟通，甚至是与观众的“角力”。能不能将观众镇住，能不能建立作为一个演员的自信心，“亮相”是至关重要的。尤家兴不知道其他观众的感受，那两道金光与他眼睛相遇的瞬间，立即照亮他全身。那一刻，他透明了，被控制了，失去了自我，也失去了整个世界。他全身麻痹，恍恍惚惚，飘飘****，不知身在何处，似乎在舞台之下，似乎在舞台之上，又似乎在草桥亭之中，他是梁山伯，是祝英台，是丫鬟银心，是书童四九;他是草桥亭，或者是草桥亭边上的那棵枫树。剑湫站定后，张口唱道：
离故乡，别双亲，
求学上杭州。
这句唱词尤家兴很熟悉，就像熟悉自己的声音。可是，这一刻，他却感到那么陌生，就像聆听自己的声音。尤家兴没想到，剑湫会发出这样的声音。这声音跟杜文灯不同：杜文灯是纯正的生角声音，是低沉的、浑厚的、深情厚谊的;剑湫的声音也低沉，也浑厚，同时又是高亢的、嘹亮的，最主要的是，她充满雄性的声音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妩媚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妖娆，勾人魂魄了，令人心驰神往了。那是一种魔力，是晴天霹雳，是呢喃细语，是宣告，更是叮咛，尤家兴从剑湫声音里感受到了复杂而又纯净的气息。在尤家兴看来，舞台上的剑湫，是雄性的，是醇厚的，是深沉的，是洒脱的。她的嗓音是那么沉着和辽阔，她的眼神是那么温柔与坚定，她的动作是那么优美和潇洒，谁能想到，剑湫是个女儿身？ 无法想象的。尤家兴被剑湫身上这种反差吸引住了，这种反差给了他无穷无尽的想象，这种想象如一股旋风，将他卷裹其中，让他如痴如醉，欲罢不能。
完蛋了，剑湫第一次“亮相”、开口唱了第一句，尤家兴“沦陷”了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他的魂魄被剑湫勾走了，再也回不来了，也不愿意“回来”了。
从表面看，尤家兴是剑湫的追求者，是剑湫的崇拜者，剑湫也接受他的追求和崇拜。在外人看来，他们是恋人关系，这点是确定的。但是，尤家兴对肖晓红的态度也让人产生遐想，他是不是在追求肖晓红？ 外人不知道，不过，外人看得出来，尤家兴迷恋舞台上的肖晓红，差不多到了痴迷的程度：凡是肖晓红的演出他都会捧场;凡是肖晓红的戏，他都会唱，连动作都学得惟妙惟肖。这就微妙了，很难说得清了。尤家兴从来没有挑明这种关系，剑湫和肖晓红也没有说，但谁都可以感觉得到，因为尤家兴的出现和存在，三个人构成了另一个舞台，那是属于他们的舞台，演绎的是另一个剧本和另一场戏。这种关系，剑湫和肖晓红是心知肚明的，她们没有任何语言和动作上的表示。不会的，她们是演员，是优秀演员，不会点明的，不会说破的，那是艺术，是美，是力量，是令人神往的;同时，那也是一种动力、一种状态、一种境界。她们无比煎熬，又无比享受。
对于剑湫和肖晓红来说，团长职务的竞争和任命，是她们关系的转折点，也是突破点。在她们之前，杜文灯是团长，梅如烟是艺术总监，她们到年龄了，剧团需要新的领导。职务任命与舞台无关，与艺术无关，是现实和坚硬的，是不能摇摆和无法模糊的，你死我活了，火焰熊熊，要爆炸了，吓人了。
就在这个要紧关口，剧团接到一个任务：参加华东六省一市会演。说是会演，其实是比赛。表面上是各个剧团在比，实际参与竞争的是各个省，比的是戏曲，也是文化，当然也是经济和政治。文化局领导给杜文灯和梅如烟下了死命令：当前第一任务是会演，团长的事以后再说。
杜文灯和梅如烟心里清楚，会演只能依靠剑湫和肖晓红。剧团成立了攻坚小组，杜文灯任组长，梅如烟任副组长，成员包括剑湫和肖晓红。剧目当然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这一点没有任何不同意见，这不仅是剑湫和肖晓红的保留剧目，也是剧团的保留剧目。进入剧本调整和排练时，剑湫提了建议，主要是两点：第一，将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改名《化蝶》。剑湫的理由很简单，既然要参加会演，就要创新，先从名字开始。名字一改，这个戏的立意和重心调整过来了，更开阔，更有时代意义；第二，由原来十三场调整为十场，拿掉第三、六和第十一场，增加“山伯临终”那场的内容，唱词不动，只动旋律，既表现梁山伯临终前的神志模糊，又体现梁山伯对祝英台爱情的坚定。
剑湫的意见合情合理，没理由不按她的方案执行。不过，也没看出什么特别之处。但是，第一次彩排下来，杜文灯就知道，剑湫无论对戏曲的理解和表达都远远超过了她。
肖晓红的表演几乎无可挑剔，但杜文灯看出一处瑕疵，这瑕疵是无法弥补的：“哭坟”那一场，祝英台来拜墓，刚出场，就是一句：“梁———兄———啊———”
内行人知道，这是一句高音，是穿云破雾的高音，是异峰突起的高音。只有高入云霄，才能直抵人心，才能肝胆倶裂，才能表达祝英台当时的震惊和悲伤。这是呼唤，是信号，是生与死的转折，是祝英台对梁山伯的呼唤，更是祝英台与人间的决裂。这句高音是那么重要，可以这么说，如果没有这句高音，“化蝶”是不成立的，至少缺乏足够的合理性和饱满度。可是，肖晓红的高音上不去，至少不能立即拉上去，很遗憾，太遗憾了，她只能在低音部位酝酿和徘徊，只能迂回着上升。不够的，力量不够，高度不够，穿透力更不够，震撼人心的力量出不来，缺乏摄人魂魄的力量。这是肖晓红嗓音的问题，也是表现力的问题，是致命的，是无可挽回的。
同一个舞台，同一场戏，再看剑湫的表演，在“山伯临终”那一场，还是那个场景，还是那三句唱词：
爹娘啊，儿与她，
生前不能夫妻配，
死后也要成双对。
原来的剧本，三句唱词，梁山伯只唱一遍，那是梁山伯临终前的哀叹，老双亲陪伴床前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气氛萧瑟，草木含悲。梁山伯唱得婉转凄凉，唱得肝肠寸断，唱得石破天惊，“死后也要成双对”，多么悔恨，多么无奈，又是多么斩钉截铁。问题正在这里，对于一般演员来说，唱一遍已经是巨大挑战：梁山伯僵卧病床，身体不能动，只能依靠声音传达那种悲凉，传达那种不甘，表达要和祝英台“在一起”的决心，那是无望的决心，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。这对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，既要表现出梁山伯临终时的癫狂，又要表现出他垂死前的清醒和坚决，很难拿捏的。剑湫要唱三遍，杜文灯是演梁山伯的，她知道，这个难度系数不是乘以三那么简单，而是从一个空间上升到另一个空间，不是量的问题，也不是演员理解和表达的问题。杜文灯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对她来说，这是无解的，她做不到，她无法想象梁山伯如何连唱三遍，更无法想象剑湫会怎么表达。她充满期待，也充满幸灾乐祸的担心。这是剑湫给自己挖的坑，看她怎么跳进去。杜文灯清楚地记得，听剑湫演唱“山伯临终”是在傍晚，是在剧团专门用来排练的小舞台，肖晓红和梅如烟都在。肖晓红在候台，她和梅如烟站在台下。随着音乐响起，幕布拉开，舞台呈现出来了：梁山伯卧在**，额头上包着一条白色纱巾，双亲陪伴两侧，窗外草木呜咽，梁山伯张口唱道：爹娘啊，儿与她……
不一样了。剑湫一张口，杜文灯身体一紧，所有汗毛竖了起来。她知道要坏事了，剑湫的声音里并不全是悲伤，恰恰相反，杜文灯听出了隐约的欢乐，听出了向往与期待。那是对生的绝望和对死的希望，交融在一起了。当剑湫唱第二遍“爹娘啊，儿与她”时，杜文灯知道，这是对爹娘唱的，他对不起爹娘，不能服侍双亲，不能给他们送终，他是愧疚的，更是无奈的。那是人间亲情，是天伦之情，是弥漫的，是悠长的，是无法言喻的。谁没有父母？谁对父母没有愧疚之情？
人同此心，平淡却动人。杜文灯的眼泪一下涌出来了。丢人了，相当丢人。作为一个演梁山伯起家的小生，不应该哭，不能哭。可是，她哭得那么真心实意，哭得那么彻底放肆。那一刻，她内心是服剑湫的，甚至生出了骄傲———剑湫是我的徒弟，是我一手**出来的。她知道，剑湫改动的不只是旋律，也不只是戏份，剑湫改动的是她作为一个演员和戏中人物的关系，他们如何成为一体，如何无缝地融合在一起。更主要的是，剑湫改动了戏中人物和观众的关系，她的三次重复，每一次重复都将观众的感情拉升一个浓度和高度，到第三遍，两种感情交融在一起了，纠缠在一起了，那是火，是风，是雷声，更是雨声，那是病人垂危的呻吟，更是婴儿落地的哭声。毁灭了。重生了。杜文灯号啕大哭，而且，她看见，站在她边上的梅如烟哭得更加悲惨，摇摇欲坠了，连候台的肖晓红也将妆哭花了。
剑湫将梁山伯演绎到这个地步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
果然，《化蝶》获得了华东六省一市会演一等奖，剑湫拿到了最佳表演奖。
对于剧团，对于信河街文化局来说，这是天大的事。好了，扬眉吐气了。
领导交代的任务完成了，谁来当团长的事又重新摆上议事日程。不过，已经明朗了，《化蝶》得了一等奖，剑湫拿了最佳表演奖，为剧团和信河街赢得了荣誉，为省里争了光，除了她，还能有谁？ 她来当，名正言顺。
剑湫也是这么想的。
这个时候，梅如烟“站”了出来，她主动找了文化局领导，说了两句话：一、她不否认剑湫为信河街争了光，但是，剑湫也得到了应得的荣誉，她站到领奖台上了，名利双收，光芒万丈；二、她不否认剑湫的戏演得好，剑湫拿奖是对她付出的回报，实至名归。但是，《化蝶》这出戏，不是只有剑湫一个演员，剑湫是鲜花，后面有一大片绿叶衬着呢。
梅如烟一般不主动找领导，她是表演艺术家，艺术上的事，有自身规律，是用艺术手段解决的。她这次找领导，看似站在肖晓红这边，她是肖晓红的老师嘛。但她不这么认为，她是站在“道理”这一边，不能所有好事让剑湫一个人独占了。凡事得讲道理。
文化局领导找杜文灯谈话了。杜文灯是团长，又是剑湫的老师，让不让剑湫当团长，杜文灯最有发言权。当然，领导也谈了梅如烟的意见，梅如烟的意见在理嘛。杜文灯一听，心里不乐意了。说心里话，剑湫拿了奖，够了，这个团长应该给肖晓红。但是，梅如烟“唱了这么一出”是什么意思？ 是针对谁？ 杜文灯突然改变主意了，她并没有表明自己的意见，只是向领导抛出一个问题：剑湫为咱们省里争得了荣誉，自己也拿了奖，如果将团长让给别人当，会不会有人说我们不重视人才？
虽然只是轻轻一问，却问到领导心里头去了。是啊，这个“帽子”扣得太大了，这个罪名谁也担当不起。
好了，就剑湫了。肖晓红当艺术总监。启动干部考察程序吧。
想不到的是，剑湫这时主动找了杜文灯。她到杜文灯办公室说：“团长给肖晓红当吧。”
杜文灯看着剑湫，既感到意外，也不感到意外：“为什么？ ”
剑湫说：
“我拿了奖，肖晓红没拿。”
紧接着，她又补充一句：
“肖晓红比我更适合当团长。”
杜文灯一听就生气了，但她不会表现出来，声音更平静，更不带感情色彩：“谁当团长更合适，是领导考虑的事。有一点我要告诉你，团长不是你和肖晓红的衣服和化妆品，更不是你们之间可以让来让去的小礼物。”
剑湫点点头说：
“这点我知道，我只是表达我的态度。”
杜文灯点点头说：
“你的态度我知道了。当不当团长，你的态度不算，我的态度也不算。”
话是这么说，杜文灯主意已定，这个团长就给剑湫。她越是不想当，就越是要她当。
剑湫和肖晓红是同时考察、同时公示、同时任命的。杜文灯和梅如烟办理了卸任和退休手续，但没有离开剧团，剧团聘请她们当顾问。她们还有任务，要扶新任的团长和艺术总监一程，要帮助团长和艺术总监排新戏，更要推新人。
这是剧团的传统。传统是不能随便更改的。
在聘请梅如烟当顾问时，遇到一点麻烦。梅如烟提出来，自己身体不好，最近总是头晕，以为是高血压，去医院检查，没查出具体问题。头昏脑涨，走路跌跌撞撞，自身难保，没能力“顾问”了。肖晓红找她商量，让梅老师再“带她一程”，她没有梅老师“不行”，心里“不踏实”。梅如烟不为所动。新任艺术总监肖晓红束手无策，只能请新任团长剑湫“出马”。在肖晓红的提示下，剑湫自掏腰包，买了一束百合花，由肖晓红带领去梅如烟家“拜访”。梅如烟“态度”相当好，没有“摆架子”，更没有“给脸色”，对新团长的到访表示“衷心感谢”，对百合花表示由衷喜欢。她说百合花好，颜色好，干干净净，清清爽爽;香味她也喜欢，清淡的，却又是不屈不挠的，没有侵略性，但无法忽视它的存在。梅老师称赞剑湫“有心”，让她“破费了”。但是，一说到担任“顾问”，她立即装出头晕欲倒的样子，手扶着脑袋，话也说不出来了。事情僵住了，没有回旋余地了，百合花白送了，传统要被打破了。当然，如果真破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杜文灯老师倒是很爽快地接过剑湫递给她的聘书。当然，剑湫有经验了，也给她送了一束花，不是百合，是康乃馨。杜老师喜欢康乃馨，她以前对剑湫说过，她喜欢康乃馨的浓烈、奔放，康乃馨一点都不扭扭捏捏，多么豁达，多么大气。剑湫谈到梅如烟不接聘书的事，杜文灯老师很果断，几乎是以团长的口吻说道，那不行。沉默了一下，她让剑湫给梅如烟带一句话，是一句唱词，杜老师命令剑湫说，你唱给她听。剑湫不清楚老师为什么让自己给梅如烟唱这句唱词，老师没说，她也没问。她又一次敲开梅如烟的家门，说杜文灯老师让我给您带一句话。梅如烟诧异，但没有问。剑湫不再说什么，打开嗓子唱了起来：生前不能夫妻配，
死后也要成双对。
梅如烟听完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默默从剑湫手中接过顾问聘书。
三
新戏很快排起来了，这就是剑湫的性格，她是寸步不让的。依然是剑湫和肖晓红搭档，也只能是她们搭档。但是，剑湫发现，她原本最不担心“演”的问题，现在成了最大的问题。
肖晓红不在状态，很不在状态。她演的还是原来的祝英台，还是悲剧的祝英台。她依然在老路上横冲直撞，“轨道”不对，“跑”死了也是白死。这一点，剑湫原本是应该想到的。她高估肖晓红了。
剑湫的不满意是从第一场开始的，是从根开始的。第一场是“思读”，是祝英台的戏，每一个细节都在展示祝英台的性格，也是她命运的伏笔。经过剑湫改编后，祝英台还是追求知识、向往自由的女性，但她的追求和向往里有了更丰富的内涵，说得直白一点，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杭州城读书，就是一次“私奔行为”，是胆大妄为，是异想天开，是无中生有。在剧团排练厅里，剑湫是这么给肖晓红“讲戏”的：
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，祝员外不可能让祝英台去杭州读书，女扮男装也不行。这是辱没家门的事，是伤风败俗的行为。再说，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？ 那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，以祝员外的认知，祝英台想在祝家庄读私塾的可能性也不大，祝员外不可能同意她去杭州读书。那么，祝英台只能瞒着祝员外出逃。对于祝英台来说，离家出走当然是天大的事，是离经叛道的，是大逆不道的，她内心肯定纠结，肯定犹豫，肯定彷徨，肯定思前想后，肯定患得患失。但是，祝英台又是决绝的，她向往知识，向往外面的世界，最主要的是，她是个豁得出去的人，她的性格有极其决绝的一面，是个敢想敢做的人，是个奇女子。所以，从一开始就要将祝英台的纠结和决绝表现出来，这是祝英台的‘核’，是她的精神状态，也是她行为的内在动力。这是第一场，也是祝英台性格的确立和生长，有了这一场，基础扎实了，定位准确了，才有后来的私定终身，才有最后的私奔。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。”
照理说，剑湫不应该说这么多，她凭什么给肖晓红“讲戏”？ 虽然是她主导改编这出戏，但是，肖晓红是艺术总监，按照分工，“讲戏”是肖晓红的事，即使她是团长，也不能大包大揽，忌讳的。这一点剑湫知道不知道？ 她当然清楚。可剑湫是这么想的：状态出不来，你是艺术总监又如何？ 我还是编剧呢，还是导演呢。剑湫焦急，她替肖晓红焦急，张嘴咬下肖晓红身上一块肉的心都有了，但她没有“表达”出来，不能。她们是什么关系？在生活中，她们是朋友，是姐妹，是相互帮扶关系;在工作上，一个是团长，一个是艺术总监，是同事和搭档关系。更主要的，是在舞台上，一个是生一个是旦，那就更说不清楚了，是情侣？是夫妻？是冤家？ 是仇敌？ 什么都是，又什么都不是。她能对肖晓红有什么态度？ 什么也不能，只能忍着。其实，剑湫也知道，戏不是“讲”出来的，只能通过一场又一场的表演，只能通过一点一滴的“悟”。别人“讲”，只能提供一个方向，是外力;而“悟”才是内在动力，通过自己摸索出来的，才属于自己，才是结实的，才是独一无二的。剑湫知道，“讲戏”是没用的，“示范”也是没用的，肖晓红只会更加茫然无措。谁也帮不了，只能依靠肖晓红自己左冲右突，只能将肖晓红扔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只有如此，肖晓红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，才能走出自己的路，才能演绎出一个全新的祝英台。剑湫心急如焚，表面上只能波澜不惊。
